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之一Anton Zeilinger是中国量子信息与量子计算的领军人物潘建伟在奥地利留学时期的博士生导师。为此，《知识分子》独家访谈了潘建伟，请他解读这次的诺奖并对未来该领域的发展做出展望。

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 阿兰·阿斯佩（Alain Aspect ）、约翰克劳瑟（John F. Clauser）、 安东·塞林格（Anton Zeilinger），“以表彰他们对纠缠光子进行的实验，证明了对贝尔不等式的违反和开创性的量子信息科学”。安东·塞林格对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他就是中国量子信息和量子计算的领军人物、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在奥地利留学时期的博士生导师。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潘建伟就和导师塞林格一起开始发展量子信息。之后，当潘建伟回国后，更是带领中国在量子信息和量子计算领域做出了一系列的成果，如“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在2016年8月16日发射升空，2022年5月，中国“墨子号”实现1200公里地表量子态传输新纪录。2020年12月4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宣布该校潘建伟等人成功构建76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

　　量子信息和量子计算，从当初的冷门一举成为这些年物理学界的大热门，包括美国、欧洲一些国家也推出了量子信息和量子计算的国家级的规划。在导师塞林格以及其他两位量子信息的先驱获得诺奖之际，《知识分子》连线潘建伟，请他解读这次的诺奖并对未来该领域的发展做出展望。

　　《知识分子》：

　　您的导师获奖，您有没有在第一时间祝贺他？

　　潘建伟：

　　我是第一时间给他打电话了，但是没打通。因为他获得了诺奖嘛！可能现在比较忙在接受采访。

　　《知识分子》：

　　请您解释一下，今年这三位科学家因做了什么样的工作获得诺奖？如何评价他们的获奖？

　　潘建伟：

　　在我们心目当中，这三位科学家早就应该获奖了。早在2010年的时候，他们就因为量子力学非定域性的检验和推动了光量子信息处理，及一些前沿的奠基性的实验就已经得到了沃尔夫奖的肯定，但是后来一直没有得到诺贝尔奖。

　　这几年，随着我们整个领域的发展，主要是包括有两个重要的事件：一个是“墨子号”的发射，另一个是美国和中国的科学家都在实验中实现了量子计算的优越性，大家回过头来觉得先驱性的贡献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他们主要是想办法先产生纠缠，然后利用产生的纠缠来做相关的量子信息处理的实验。

　　其实，纠缠最早是由我们华人科学家吴健雄在1950年代就制备出来了，然后制备出来之后，到了1960年代，贝尔提出了量子力学非定域性的检验，检验就是爱因斯坦所说的一个遥远地点之间的两个粒子之间的诡异互动，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到了1980年代，克劳瑟当时在伯克利做了这个实验，后来阿斯佩把这个实验做得更精确了。

　　我的老师塞林格在1990年代不仅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实验，更重要的是他用这方面的技术用来做量子隐形传态。我当时正好是参与了这方面的工作，这些工作直接推动了量子信息领域的发展，所以它是从量子基础到量子信息领域的一个相当于联络作用的一个桥梁一样的，这三位科学家在这过程当中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今年，提出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理论方案的4位学者又得到了本年度的科学突破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可能是整个学术界尤其物理学界慢慢地对这个领域的发展认识到了其价值和重要性，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得奖是实至名归的，在我看来是来得稍微晚一点。

　　《知识分子》：

　　所以在您导师的获奖工作里面，您都做了哪些贡献？

　　潘建伟：

　　那里面提到的我导师的工作，除了他那篇理论文章之外，其他的有他名字的那四篇量子通信实验文章都有我的名字，我要么是第一作者，要么是第二作者。

　　此外，后续还提到三篇文章，是我们“墨子号”之后，中国的科学家做出来的一些相关的工作。也就是说，大概我们一共有7项工作，在今天的诺奖致辞里面提到了前面的4项。

　　也就是说，他的实验工作是当年在他的带领下，其具体工作是我们做的。我们实际上是把他的这些想法完成实施的人，那是最早的。但是仅仅靠做出来，如果后面的发展前景不好的话，如果说我们没有做到后面的量子优越性的验证和量子通信像“墨子号”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dream（梦想），不能变成reality（现实）。把构想和理论变成现实，在这里面中国的科学家是做了很大的贡献的。（上）